广东试管借腹生子供卵,广东东莞:借腹生子梦破碎 夫妇状告提供代孕服务方
东莞一对夫妇再婚后未能生育,求子心切的两人找到“专业人士”代孕,可尝试了三次均以失败告终,不仅钱花出去了,生育能力还受损,为此,夫妇俩告上法庭,要求对方赔偿损失。
东莞第三法院审理此案后,认为代孕系违反社会公序良俗且被法律明令禁止的行为,双方签订的代孕合同无效,应承担同等过错责任,最终判令提供代孕服务一方向委托代孕的夫妇返还费用并赔偿损失共计23万余元。
夫妇花30多万找代孕
换来生娃梦破碎
赵先生和文女士再婚后一直没有孩子,夫妻俩四处寻医问诊仍未果。2018年5月,赵先生经朋友介绍,认识了谢先生和杨女士夫妇,两人表示可向赵先生夫妇提供代孕服务。2019年2月,双方签订合作协议,赵先生夫妇按要求陆续支付了代孕费用30多万元。
随后,赵先生和文女士按照要求进行了体检、促排取卵、取精等试管婴儿准备工作,杨女士也选好了合适的代孕妈妈并成功受孕。但在怀孕5个月时,因产检结果不理想而引产。之后,杨女士又找了两位代孕妈妈,但均以受孕失败告终。
“心灰意冷”的文女士去医院检查,发现其卵巢储备功能下降,严重影响生育能力。于是,赵先生将谢先生和杨女士诉至东莞第三法院,请求法院确认双方签订的代孕合同无效,谢先生和杨女士返还其代孕费用并赔偿其损失共计113万余元。
赵先生认为,对方自始至终都称自己是专业从事代孕服务,还有专业机构和成功案例“背书”,但实际上却没有资质,第一次代孕也没有按照合同约定使用的技术实施,造成代孕妈妈腹中胎儿夭折,其妻子也因此遭受身体和精神双层重创,生育能力严重受损。
对此,杨女士则表示,赵先生夫妇支付的代孕费用都已支付给相关人员,未能代孕成功是文女士的年龄和身体原因造成的,与其无关。
法院认定代孕合同无效
双方承担同等过错责任
东莞第三法院经审理此案认为,从事代孕有关行为不仅涉及社会伦理道德、婚姻家庭等诸多问题,与社会公序良俗相悖,更已为我国现行法律法规所明确禁止,因此,双方签订的合作协议无效。
对于合同无效后的责任分担问题,法院认为,根据合同法规定,合同无效后,因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同时各方应当按照过错比例对因合同而产生的损失承担相应的责任。双方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知悉代孕是违反社会公序良俗且不被法律允许的行为,但仍签署案涉合作协议并积极实施,双方应承担同等过错责任。
最终,法院根据双方提供的证据,认定赵先生夫妇已付款为362423元,代孕已支出的费用为292041元,根据双方的过错程度,扣除赵先生夫妇应负担一半费用即146020.5元,谢先生、杨女士还应向赵先生夫妇返还216402.5元。同时,对于因履行涉案无效合同所产生的损失,法院酌定金额后,判决谢先生、杨女士向赵先生夫妇赔偿15000元。
法官说法
代孕违法!切勿逾越法律红线
根据我国法律规定,民事主体在订立有关民事合同时不得违反社会公序良俗和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
卫生部颁布的《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规定
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应用应当在医疗机构中进行,以医疗为目的,并符合国家计划生育政策、伦理原则和有关法律规定。禁止以任何形式买卖配子、合子、胚胎。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不得实施任何形式的代孕技术。
从代孕合同的本质来看,是将代孕方的子宫作为“物”来出租使用,将孩子作为商品交易的对象,因此,反映出代孕合同有违公序良俗、社会公德的一面,与合同法的基本原则相违背,应属无效。
代孕是我国法律明令禁止的行为,但仍有不少人基于种种原因违法寻找代孕服务。对此,本案主审法官杨丽华提醒,广大群众和相关医疗机构、医务人员切勿逾越法律红线。无法生育子女的夫妇可以通过领养、认养、资助孩子的方式,满足抚养儿女的情感需求,实现成为父母的愿望,将自己的小爱变成对国家、社会、人类的大爱,收获丰盈完满的人生。
借卵子借腹生子,2002年,广东50岁夫妇生下龙凤胎,10年后两人跳楼自杀,为何?
2012年2月10日清晨,广州越秀区警方接到报警电话。
“喂,110吗?东湖西路湖滨小区有人跳楼了!”
民警火速赶到现场调查,驱散围观人群,拉起警戒线。经医护人员鉴定,死者为两名老人,均系跳楼自杀,因流血过多而当场死亡。
“他们是住在二楼的刘叔和文姨,已经年过六旬了,还有一对儿女,怎么这么想不开呢!”邻居们面露惋惜之意,为两位老人的突然离世感到震惊。
文姨和儿女
经深入调查,民警才发现,邻居口中的“儿女”并非青壮年或中年男女,而是乳臭未干的小学生,双胞胎姐弟的年龄还不满10岁。
这也就意味着,两位老人在年过五旬的高龄生下了这对儿女,可见对孩子的渴望之强烈。那么,如今的他们为何又要撇下一对幼儿,双双赴死呢?
中年丧子,痛不欲生对于一对夫妻来说,最痛苦的事莫过于中年丧子,犹如切肤之痛,痛不欲生。
1999年,家住广州市越秀区的文姨与刘叔便经历了这白发人送黑发人的丧子之痛。
文姨与刘叔是一对和蔼可亲、心态乐观的夫妻,育有一子,名叫刘岳君。
文姨
文姨性格开朗、要强,平时主要靠拉煤、收破烂补贴家用。刘叔是工厂工人,工作态度一丝不苟、任劳任怨,在厂里声望颇高。
唯一的儿子刘岳君,成绩虽不好,早早辍学外出打工,却也继承了父母吃苦耐劳、稳重踏实的优良品质,对自己的未来有明确的规划。
“1982年,国家推行计划生育政策,只让生一个孩子,我们夫妻老实,积极响应了政策,只生了岳君一个娃。要是早放开二胎就好了……”
想到独子刘岳君,文姨的眼中充满了落寞与悲伤。
刘岳君
20岁那年,努力上进的刘岳君有了创业的想法,打算开一家电脑维修店。可奈何资金有限,他向父母尴尬地表达了自己囊中羞涩。
“儿子,你大胆干,爸妈支持你!有梦想就要马上去实现!”
文姨与刘叔没有任何犹豫,二话不说拿出了积攒了大半辈子的20万,为儿子租了家门店,并添置了数码设备。
“爸妈,等儿子以后赚钱了,给你们换新房子,让你们享福!”
多么诚恳又真挚的承诺,只可惜两位老人再也等不到了。
“他脑子灵活又聪明,性格踏实、肯干,整天埋头在店里钻研,生意也越做越好。”提到儿子,刘叔的眼眶中泛着泪花,却充满了自豪与骄傲。
一家三口的生活条件虽谈不上富裕,却也在朝着幸福与稳定不断前行。
谁承想,天道不公,造化弄人,一场车祸夺走了文姨夫妻的命根子。
20岁,在这个充满朝气与希望的年纪,刘岳君彻底离开了美丽的世界,离开了深爱他的父母。
突如其来的变故彻底击溃了这对中年夫妇的心理防线,让他们对生活彻底失去希望与信心。
刘叔不愿接受儿子的死亡,用抽烟麻痹自己,一包接一包不肯停下。文姨终日以泪洗面,茶饭不思,神情恍惚总感觉儿子还在身旁。
“孩子的死对他们打击太大了,我们也不晓得怎么安慰他们。大概过了一个月,再见到文姨时,她的头发全白了。”邻居说。
失独这年,文姨47岁,刘叔52岁,年约半百的他们携手走过人生的一大半路,却不知接下来该何去何从。
试管婴儿,希望重生“儿子离开后,再也没人叫我‘妈妈’了。”
这是那段时间文姨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
昔日的乐观与坚强在文姨身上消失地一干二净,而欢声与笑语也从曾经的三口之家彻底离开。
邻居们见到这对面容憔悴的中年夫妇,都免不了一阵同情与伤心,也在尽力说些安慰人心的温暖之语。
然而,这世上本就没有真正的感同身受。邻居们出于好心的安慰在文姨夫妇身上根本起不到任何作用。
很长一段时间,老两口都睡在儿子的卧室,感受儿子残留的气息与味道,连做饭时都会多添一副碗筷。
亲戚实在看不下去,建议道:“有没有想过再生一个?”
“怎么生?我都闭经了。”
“自然受孕当然不成,但你们可以做试管婴儿。”
“试管婴儿?”文姨第一次听说这个带有高科技的词汇,也迫切地想了解,究竟是怎样先进的技术,能够让无法生育的夫妻成功受孕。
在刘叔的支持与陪同下,文姨来到医院咨询。
“你今年47岁,属于高龄产妇,即便是自然受孕生产都危险,做试管更是难上加上。再来,试管婴儿的费用很高,你们要做好充足的资金准备。”
医生在了解完文姨的基本情况后,做出了理智的分析。
试管婴儿
反观文姨,在听到只是“难”,而非“不可能”时,像是抓住了救命稻草般,连忙握住医生的双手,欣喜地表示:“再难我也做,花再多钱我也做!”
而后,文姨夫妇又来到居委会办准生证,并将自己要做试管的消息告知身边亲友。不想,得到的都是清一色的反对意见。
“做试管,要吃排卵药,要取卵,很痛苦的!”
“你都多大年纪了,何必呢?以你的年龄,可能会熬不住!”
文姨并非没有考虑这些艰难的外在因素,然而此时,来自生理上的阻碍远远抵不过她内心对于孩子的渴望。
为了做试管婴儿,夫妻俩几乎倾家荡产,孤注一掷。
或许是这份诚心感动了上苍,也或许是来自死去儿子的庇佑,仅做一次试管,文姨便成功受孕。
成功的那一刻,文姨与刘叔的脸上露出了久违的笑容,重新燃起了对生活的热爱。
亲友们纷纷来道喜祝贺,同时也为这个贫寒的小家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不过,生性要强的文姨显然不愿接受外人的无偿帮助,她更愿意自力更生,用自己的力量去养活孩子。
于是,怀孕6个月时,文姨仍会挺着大肚子外出拉煤。不论严寒酷暑,刮风下雨,居民楼道上都会出现文姨艰难搬运煤气罐的身影。
外人质疑,孩子报怨“你们这个年纪,怎么接受这么先进的技术,不怕别人的闲言碎语吗?”记者问。
“我们老了,就想要个后代。人家怎么说我也管不着,他们也不清楚我们家的情况。”刘叔说。
就这样,文姨忍着频繁孕吐、脚背浮肿等强烈的怀孕反应,顶着来自外界的嘲笑、讽刺与不解,终于在2002年10月8日成功诞下一对龙凤胎。
这一年,她50岁,迈入半百之年。
很快,“半百老人生下双胞胎”的消息不胫而走,引来各大新闻媒体的争相报道。
社会上的好心人士在得知文姨夫妇的故事后,纷纷施以援手,或捐钱捐物,或定期上门探望。此外,当地政府还特地为两位老人申请了补助金。
文姨与刘叔更是肉眼可见的激动与喜悦,将双胞胎分别取名为茵茵与亮亮,简直爱不释手。
“等两个孩子长大,我们夫妻的苦日子也就熬到头了。”
这是孩子出生后,文姨最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
茵茵和亮亮
那段时间,文姨夫妻总是一人推一辆婴儿车,在小区或公园中溜达散步,热情开朗地与每一个路人打招呼,喜悦之情溢于言表,好似走出了失去独子的阴霾。
然而,年龄是不可更改的客观因素。无论文姨夫妇如何积极上进,终究还是要面对生活带来的一地鸡毛。
“我一天最多睡5个小时,孩子们太闹腾了,带孩子简直比拉煤还累。”文姨的眼神黯淡,仿佛失去了老来得子带来的喜悦,只有说不尽的疲惫。
孩子尚在襁褓中时,文姨夫妇需要忍受永无止境的哭闹,不分昼夜起来喂奶、换尿布或哄睡。此时,两人分工明确,轮流睡觉,尚且能够熬过去。
到了两三岁,这个年纪的孩子正处于活泼淘气、爱玩爱闹的阶段,折腾得两夫妻根本吃不消。
文姨严重缺乏睡眠,时常头晕目眩;刘叔本就关节不好,每次帮孩子洗完澡,都免不了好几天的腰酸背痛。
此时,对于照顾孩子的艰辛,夫妻俩仍旧甘之如饴,表示在“再苦也值得”。
2008年,双胞胎满6岁,到了上幼儿园的年龄。
广州西周幼儿园的园长听完文姨的事迹后,主动邀请夫妻俩送孩子来上学,并免去一切学杂费用。
为了方便照顾孩子,文姨申请了幼儿园“保洁阿姨”的工作,每月可领到1000元工资。
或许是因为老来得子,文姨夫妻对孩子的教育方式倒像是老一辈的那一套,与年轻人的育儿方式截然不同。
刘叔每天送双胞胎上学时,总会一肩背一个书包。
对此,老师曾委婉劝说应该让孩子自己背,培养他们独立自主的能力,可刘叔却不以为然,回答道:“趁我现在能背,多帮他们背几天。”
幼儿园里,文姨总是不分时间、场合跑到班级寻找一双儿女,并给他们擦汗、喂水甚至喂饭,连上厕所也要搭把手。
为了照顾双胞胎,文姨夫妇付出了大量时间、精心与爱,但这些关心与照顾却在不知不觉间转变成了“溺爱”,伤人又伤己。
后悔生子,双双自杀“老师,我顶不住了,我后悔生下这对孩子,这其实就是在害他们。”
这是文姨与刘叔对外发出的最后一丝求救信号,可无人在意,无人帮助,以至于酿下一场不可挽回的悲剧。
文姨和刘叔一家
随着双胞胎年龄的增长,文姨夫妇在育儿上越来越力不从心。除了身体上的疲惫外,更多是来自精神上的受挫与打击。
“文姨不会做饭,做的菜都是清汤寡水的,不符合小孩子的胃口,所以双胞胎比寻常孩子瘦弱。”幼儿园的园长说。
“两个小孩的成绩本来很好,但文姨夫妻都是小学初中文化,没办法辅导,学习慢慢就退步了。”小学班主任说。
起初,文姨夫妇受到的仅有来自外界的质疑与不解。
久而久之,随着家庭开销的日益增加,双胞胎也学会了攀比和发泄不满,给了父母致命的一击。
“爸爸,为什么我们家老不开火做饭,大伯家天天都是大鱼大肉,我真想当他家的小孩。”
“妈妈,为什么我们家这么穷,连身上穿的衣服也要缝缝补补。别的小朋友都能去兴趣班,我也想去……”
每当听到这些抱怨,文姨与刘叔总觉得心口堵得慌。
一是对孩子有愧,心中无地自容;二是后悔当初生子的决定,白白给自己找罪受。
渐渐地,文姨变得沉默寡言,精神越发不正常,甚至患上被害妄想症,总觉得有人要害她。
情绪激动时,文姨还会用头疯狂撞击墙壁。双胞胎吓得哭闹不止,向大伯求救:“妈妈疯了!”
恢复清醒时,文姨对医生表示:“我实在没能力养这对孩子了。”
与此同时,刘叔的精神也接近崩溃,常常失眠,好不容易睡着觉,也会成宿成宿地做噩梦。
每隔几天,刘叔都会上一趟居委会,询问有没有人愿意照顾自己的孩子,像在交代后事、寻找后路一般。
2012年2月7日,文姨的精神彻底瓦解,她来到顶楼,打算一跃而下。幸得邻居及时撞见,成功将其劝下。
然而一个人只要有了求死的心思,任何人都拦不住。
事发小区
2月10日,文姨再次走上居民楼天台,毫无留念地纵身一跃,结束了凄苦又艰难的一生。
刘叔大约是心灰意冷了,追随妻子的脚步,从高楼一同坠落。
这一年,两位老人的生命分别定格在60岁与65岁,本该是安享晚年的年纪。
至于被父母双双抛下的体弱多病的双胞胎,则被西周教育研究所的徐西周所长收养。
他承诺会尽力照顾好姐弟俩的生活,供养他们到高中为止。
心理咨询室里,弟弟亮亮在纸中写到:“爸爸妈妈,你们为什么要走?你们走了为什么不告诉我?”
这个问题,想必文姨和刘叔本人也无法作答。
曾经,夫妇二人为了有个寄托和希望而坚持生子;如今,这份希望反而变成了绝望,将二人逼近人生的死胡同,甚至因此丢了命。
由此可见,生养孩子要结合自身的实际情况,莫要为了“传宗接代”而过分强求生子,以至于无力抚养,最后伤人又害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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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卵借腹生子,“借腹生子,包生男孩,88万…”记者深入调查这条“产业链”
黑市代孕屡禁不止中介宣称“有关系”
代孕一直以来饱受争议,它是指女性接受他人委托,用人工生育方式为委托方生育孩子的行为,俗称“借腹生子”。可以说代孕打破了传统的生育观念和生育秩序,与此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法律、道德、伦理等社会问题,因此代孕产业链也一直属于黑色产业链。而最近,就有不少市民在各种场合都见到了此类小广告的出现。
在市内一家医院的妇产科女厕所内,拉开隔间门就能看到各式各样的小广告。上面写着代孕包生,甚至还宣称可以选性别。
记者发现,几乎每一个厕所隔间都被贴上了此类小广告。而除了妇产科,医院其他科室的女厕所内,同样也有类似的代孕广告。
此外,在医院的停车场、单车棚等场所,也会有这些牛皮癣的出现。为了一探究竟,记者拨通了其中一张小广告上的电话。
代孕机构工作人员:“我先跟你介绍一下我们公司好不好,我们公司2008年在昆明成立,然后旗下分公司有武汉、长沙、南宁、广州、万象,就是老挝那边的万象。
公司实验室有两个,一个实验室在广州,还有一个实验室在万象,实验室就是取卵移植的。”
电话中,代孕中介宣称自己的公司十分专业,已经为不少家庭带来了健康宝宝,甚至自己的第三个宝宝都是在公司进行过性别鉴定后才生的。不过当记者问起是否合法后,对方就不再正面回答了。
代孕中介:“我们从2008年做到现在,这方面您可以放心,因为肯定是有一定的关系才能做到现在。”
记者将小广告泛滥的情况反映给医院工作人员,对方称,他们经常都会进行清理,可清理完后又会有源源不断的小广告重新被贴上,这也让他们十分头疼。那么,对于这些广告上所说的代孕和性别鉴定,市民们又会怎样看呢?
市民:“反正这些东西我觉得多少都是有风险在里面的,还是不支持。”
市民:“肯定有危险啊,现在整容都那么大的危险,这个的话肯定是国家不允许的吧。”
市民:“代孕不是违法的吗?同时我觉得(选性别)这个非常的不道德,我觉得不管是男孩子还是女孩子,我觉得这个是缘分的问题。
我绝对不会去那种地方,而且我干嘛要去找一些不知情况的医院去干嘛,我觉得我非常反对。”
代孕价格十分昂贵产生纠纷维权极难
虽然绝大多数市民对代孕以及胎儿性别甄选这样的行为都持反对观点,但是一些相关数据却显示出,这一市场还在地下不断蓬勃发展。据了解,如今我国的代孕机构已经超过400家。那么,这些机构都是如何运营的?其中又存在哪些风险和问题呢?咱们接着来看。
在此前的通话中,代孕机构的工作人员约记者可以到公司进行面谈。而记者来到约定地点时发现,对方所谓的公司实际上只是一套由老旧住房改成的工作室。
代孕机构工作人员:“(那你们这边有没有什么资质?能不能看一下。)像我们这个公司它属于灰色的,就是说注册营业执照注册不了。
我们这个房产是自己买的,我们从2008年做慈善,一边做着代孕,一边做着慈善。”
工作人员称,他们代孕包生的服务有好几种方案,价格从60万到100多万不等,选择胎儿性别则需要另加5万元。
代孕机构工作人员:“很多小中介小公司(收钱少),我有一个客户就被骗了,当时他接的时候直接是接的52万,包出生,我说这个事情做不了,后面他还是相信他做了。
现在直接加钱,比如说出生证要5万,代妈怎么怎么了要钱,中途价钱。
我们公司从2008年做到现在,大部分的客户都转介绍,(为什么?)因为我们做出了口碑,我们价格中等偏上,在整个行业里面,但是我们守信用,退得起款。”
代孕机构工作人员:“我们的医院看不了,(不能看吗?就是我不能知道你们的环境怎么样。)因为第一个我们的医院不对外开放,包括我们的门诊,门诊大概很小,这个都看不了,比如说你交了定金,那肯定是能看了。”
虽然对方表示交完定金后如果不满意也可以退还,而且所有的服务内容都会在合同上写清楚,并承诺两年内给委托人一个健康的宝宝,如若做不到将会全额退款。但是作为黑色产业链的代孕机构,与他们签订的合同是否具有法律效力呢?
三仪律师事务所黄建军律师:“首先我们这个民事行为的内容必须是合法的,如果说他的内容(不合法),比如说这个代孕本身就是非法的,既然是非法的那么双方的合同就不受法律保护,也就是说这个合同是无效的。”
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生殖医学科副主任医师李云秀:“在国内或者是国外都有这样的新闻,就是一个母亲通过其他的妇女代孕生了她的孩子,最后这个代孕妈妈就特别喜欢她的孩子,就不想还给她,那作为这个迫切需要的他生物学提供卵子的母亲来说,她就没有一个法律保障来能够夺回这个孩子,那么她最后得不偿失了。”
那么,代孕机构工作人员口中所谓无风险的排卵取卵手术,实际上又存在哪些风险呢?
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生殖医学科副主任医师李云秀:“我们的整个的试管的操作不是某一个人就能完成的,他要有一个比较好的团队,比如说临床要有吧,一个强大的妇产科的团队,比较娴熟的妇产科医生,还有就是实验室的技师的技术,还有一个实验室无菌的条件。
那么如果说他就单纯的一个实验室,没有一个好的临床医生来操作的话,那么他可能在用药或者是后期的并发症的处理上,就会有一些欠缺,比如说重度过度刺激还有穿刺到引起大血管出血,那么会导致出现生命危险,所以风险还是比较大的。”
8099999记者报道